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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去国企帽子 仍流淌太行血脉
2014-02-28

摘去国企帽子 仍流淌太行血脉

从武药到远大医药,58载坚守不赚钱的救命药

  在老版中学语文课本里,有一篇题为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》的通讯,讲述了1960年山西平陆县61个修路民工食物中毒,急需1000支“二巯基丙醇”用于解毒,最后空军用飞机及时将药品投到该县、治病救人的故事。

  生产这1000支“二巯基丙醇”原料的,正是当年的武汉制药厂。

  几经改革变迁,武药已成为民营企业中国远大集团的医药板块—远大医药,一家发不出工资的老国企,变身年产值18亿元的现代企业。

  和当年一大批“武”字头国企一样,武药在计划经济时代经历了黄金岁月,在陷入困境之后,摸索、闯荡出一条新路。

▲金银湖工业园远大制药制剂分公司的制剂设备

 

传承:基因不变

改制坚守“赔本买卖”

  远大医药前身可追溯到1939年的太行山八路军卫生材料厂,骨子里流着红色“血液”。1955年,迁至硚口古田。在这里“安营扎寨”58年。

  几十年过去了,远大医药是国内唯一仍在生产“二巯基丙醇”的药厂。这种药物是用来治疗重金属中毒的解毒剂。工艺复杂,共有9道工序,制作过程还会释放出有毒气体硫化氢。利润低,且有效期短,容易过期,仅2010年该厂就报废了2万支,损失10多万元。但为了保证救命药供应,每年仍坚持生产数万支。

  一家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,为什么要做这种亏本的事?“做药是为了治病救人,不是光为了赚钱。”远大医药董事长谢国范对记者表示。

  “我们是从太行山上下来的企业,虽然时代变了、企业改制了,但代代相传的救死扶伤精神却永远不能忘记。”

  这家公司建有“国家基本药物生产基地”,生产和储备许多不赚钱的“救命药”。除了“二巯基丙醇”之外,还有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等。

  “这些药物销路不畅、价格低廉,但关键时刻患者急需。”谢国范表示,在远大医药内部,从来没有人对这一“赔本买卖”表示过异议。

 

搬迁:走出古田

带着那副太行山石碾

  武药老厂区已是三环以内的中心城区,周边没有用于扩产的土地,市内的环保和安全要求也越来越高,这促使远大医药启动搬迁,寻找新的“应许之地”。

  昨日在硚口古田路5号,记者看到,武药老厂区已“人去楼空”,院子里留下一棵几十年的樟树,旁边的解放大道上,车流滚滚。“去年人和设备已经全部搬完了,这里就等着拆了。”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。

  金银湖工业园,远大医药的制剂分厂就在这里。车间里,女工们忙碌着,崭新的厂房门口,摆放着一副老旧的石磨、石碾。

  “这石磨、石碾从太行山时期开始,就是我们厂里的“设备“了,加工中成药用的。那个年代没有实验动物,很多药的效果是军医用自己的身体来试的。今天,我们的生产线都是整线引进自意大利、美国、德国。”该公司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。这个新厂区占地160亩,生产医药制剂。

  远大医药的新厂区不止这一个,在东西湖、沌口,以及阳新县的富池镇都有工厂。“富池那个工厂最大,有1600多亩,是老厂区的5倍”。

  工厂外迁,远大医药把“根”留在了古田。硚口城市广场23楼,远大花了上千万元买下一整层楼作为公司总部。从窗户往外看,远远地可以看到汉江。

 

裂变:高速扩转

2020年销售将达70亿

  如今的远大制药,继承了老武药的人员、品牌、厂房设备,坚持当年的创业激情和奉献精神,一路扩张,“这两年收购花了八九亿,建设花了10亿。”年增长30%,2011年曾位列中国医药百强。

  远大医药在武药的基础上,由过去生产原料药,向生物制药转身,心血管药、眼科药在国内有较大优势。其中心血管药“拳头品种”盐酸替罗非班,年销售过亿,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,远大的滴眼液产品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

  “我本来打算做到3000万元就退休的,没想到去年做到了18亿。”谢国范笑道。

  远大每年投入不低于销售额的5%用于产品研发,按照规划,2015年销售达到30亿元,2020年达到70亿元。

 

“能把厂子搞好,我们走也值得”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—武药“断腕”改革记

  从吃大锅饭的国企,到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,武药的变迁史,就是一部武汉国企改革史。

  “不改革等死,改革是找死。”昨日,远大医药董事长谢国范介绍,从裁减冗员到改制为民企,再到引入战略投资者,武药进行了几次“壮士断腕”的改革。

 

厂长1万元买断干部身份

  在计划经济时代,武药在国内药企中日子好过。改革开放后,武药与大多数国企一样陷入困境。

  “每天开门成本就是60万。”一位武药老职工回忆,当时厂里管理粗放,机器锈迹斑斑,原料撒一地,职工吃大锅饭,上班打牌现象司空见惯。最要命的是应收账款回不来,七八千万元的货款只停留在纸上。

  在武药当了20年厂长的谢国范还记得,1994年他刚上任时是冬天。临近春节,厂里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他只好扛着麻布袋,去找厂里司机的发小、一位在汉正街做生意的个体户借了100万元。

  “现在想想风险很大,那时我是以个人名义借的钱,要是后来还不了就麻烦了。”谢国范感叹。

  1998年,厂里决定“断臂自救”,减员增效。“开始提出切一刀,裁退各个岗位上45-55岁的庸员。裁员名单出来,职工没有一个买账,裁谁谁会买账呢?后来只好改成“一刀切“,45-55岁的职工,全部离岗回家”。

  谢国范记得,那次党政联席会开得十分“悲壮”,包括厂里总工程师在内的4位厂级领导、5位领导家属全部回家。“总工最后动情地说,只要你们这些剩下的人把厂子搞好,我们走也值得。”这席话直到今天还让他感到震动。

  这一刀,把当时武药的2000多人切走了四五百人。

  1999年,武药请来专业的财务公司做了一次资产诊断。结果吓了谢国范一跳,“对方对我说,老谢,厂里的资产已经差不多了,说起来资产都有,清查起来都没有。”

  企业没有退路,只有改制。2000年,武药在武汉市第一个进行改制试点,国有退出控股地位,职工退出国有身份。

  “每年工龄591元买断国有身份,我当时作为厂长、处级干部,20多年工龄,1万多元带头把自己买断了。”谢国范说。

 

50万招聘职业经理人

  开出50万元的天价年薪,向社会招聘职业经理人,武药在当时又一次引起轰动。最终招来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左权。

  “左权任总经理期间,把厂里的管理提高了一大截,他搞过一次资本运作,一下子就赚了700多万,年薪50万请他,绝对值。”与谢国范共事5年后,左权离开去了马应龙,也成为武汉医药界的重要人物。

  脱去“国帽子”的武药,并没有立刻摆脱险境。2003年,国家要求所有医药企业进行GMP改造(生产车间、实验室提高软硬件水平,复杂程度甚至超过新厂房的建造),否则不让生产。

  “不生产,就会死。要改造,钱从哪里来?”谢国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。“那段时间是武药最困难的时期。”

  银行就是不肯贷款,谢国范只好去找战略投资者。谈了好多家,其中有一家香港公司2小时就谈妥了,但对方就是绝口不提业务和管理,谢国范当时就意识到,对方的收购很有可能只是资本炒作,升值后转卖,无意做实业,便拒绝了对方。

  “后来中国远大要进来,我当时跟老板提了三个要求,一是收购价格不低于省级资产,二是1100名内退员工待遇不变,三是增资4000万,5年内不得出售。对方爽快地答应了。”

  由于谨慎选择投资者,与远大集团“联姻”后,武药成为远大的医药板块,产业和品牌都得以保留。谢国范成为职业经理人,仍被委任为董事长。

  远大不仅带来了资金,也提升了管理。“总部派的财务总监曾在审计署任过职,人事总监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,一下子把老武药管理提到国内中上水平。这让武药得以成功转身,走出困境。”

 

记者手记>>>

不忘为改革作出牺牲的人

 

  当了20年武药厂长的谢国范,身份从国企干部转换为职业经理人,见证了武药的改革变迁。记者与他在办公室里,一边吃着盒饭一边长谈。

  这位60多岁的“老三届”初中生,曾下放到汉南农村,睡在仓库里的稻草席上。“当农民苦啊,干了一整年农活,得到的只是5块钱的白条,一个月30斤口粮,21天就吃完了,只好到处去混饭吃。当时最大的梦想是在农村盖一间茅草房子”。

  回城后的谢国范,在武药从炊事员一直干到厂长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谢国范当车间支部书记,请车间里一个调度员设计了一套绩效方案,把每个人做的事情记分,最后发奖金的时候,凭分数发钱。“这样简单的方法,在当时的国企里却是创举,市医药局甚至还进行推广。”

  改成民营企业后,管理方式发生质的改变。有一次,发现几个员工上班打牌,立刻作了除名处理。“放在以前,顶多也就是通报批评,职工散漫惯了也管不住。”

  “一刀切”、“改制”中,都裁退了一批职工,“他们为改革作出了牺牲,我们不能忘记”。今年春节刚过,谢国范给厂里的退休职工每人发了5000-9000元慰问金,总共花了一两千万元。远大医药如今扩张招工,也优先考虑过去内退的工人。

  “改革是我们生存的秘诀,不改革,我们厂早就死了。”谢国范向记者表示。当年自己带头不要国有身份,现在想起来,也丝毫不后悔,“不能老看到那一点小利益,要看到更广阔的天地。”(2014年2月25日《长江日报》08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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